对话丨报告文学的尴尬时代《烈火英雄》为何意外走红？

鲍尔吉·原野。

红网时刻8月24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储文静）“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8月1日，前后历经两年时间拍摄制作的电影《烈火英雄》在全国上映，截至8月22日，票房已破15亿元，表现令市场侧目。《烈火英雄》改编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后更名为《烈火英雄》），原著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也许因为是“英雄主义”的召唤，也许是因为电影效果的加持，这本明显带着主旋律气质的报告文学，目前在网络和各大实体书店被读者火爆抢购，着实让人有些意外。早些年，就有人喊出了“报告文学已死”“报告文学请退出文学圈”的口号，这一回，《烈火英雄》缘何受到读者的追捧？它是否能消除或者缓解当今时代报告文学的尴尬处境？

“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1978年1月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时，鲍尔吉·原野还是内蒙古赤峰市一位热爱读书的文学青年。他记得为了抢购那一期的《人民文学》，赤峰市新华书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马路的十字路口上。十字路口东西也要过车，南北也要过车，但排长队的人们谁也不肯让。

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的《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效应，在当代文学史上，它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使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和价值。

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前，报告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序列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不独立自足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通常被称为特写或文艺通讯，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皆是如此。它们的作者，包括魏巍、穆青等，其实都不是文学作者，而是新闻记者。而从徐迟等人的作品开始，报告文学才真正变成了专业作家的写作，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和样式。

可以说，被《哥德巴赫猜想》开启的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闸门，一经打开便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从此以后，许多记者，小说、诗歌和散文作者等纷纷加入报告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如春花怒放，出现了一批引起社会轰动的作家和作品。

在《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中接受洗礼与熏陶的鲍尔吉·原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当过记者，干过警察，成为辽宁省公安厅专业作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陆续出版了散文集《草木山河》等数十部作品，多次获奖，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被称为中国文艺界的“草原三剑客”。

但鲍尔吉·原野真正开始着手写作报告文学已是30多年后了。此时，已经有人为中国报告文学唱衰，说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式微，报告文学“生存艰难”而“尴尬”。在报告文学接近死亡的今天，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其已完成使命，让其退出历史舞台，为新事物的发展腾出空间。但此时的鲍尔吉·原野却真正开始去完成他年轻时最想要做的事情。

2010年7月16日18时左右，大连新港附近中石油一条输油管道起火爆炸。火灾的发生地是国家级的能源储备库，六万多平方米的油罐区燃起了几十米高的大火，如果引爆引燃其他高危化学品罐，大连将沦为第二个庞贝城，周边海域数十年之内将寸草不生……在这场战役中，消防官兵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历经磨难，打赢了这场生死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消防史上的奇迹。

作为辽宁省公安厅的一名警察，鲍尔吉·原野拿着辽宁公安消防总队党委的公函去辽宁公安消防总队进行采访。这一采，就采了4个多月。

从那个时候发生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去深入采访和了解。也因为这次采访，很长一段时间，鲍尔吉·原野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这不仅仅是记录对一场火灾的扑救。”在采访和写作中，鲍尔吉·原野逐渐清晰了一个观念——扑救“7·16”大火，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诗，其中的精神含金量超越了灭火救援、军人职责这些工作层面，它是人类在灾难面前放射的意志光芒，是永不屈服，是拯救，是爱。“这是一部中国消防勇士绝地搏杀的悲壮史诗”，他希望用这本书，“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无限拔高，不如真实更感人

报告文学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当先觉者先创者。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有鲜明的民生情怀和家国情怀，与时代同频共振。而近些年的报告文学却被外界讥讽为“苍白的表扬稿”，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无限拔高，不如真实更感人。"主旋律"需要的也是真实，而不是夸大。”当过记者，深知记者应该是求真的记录者。当过警察，具备调查者的素质与能力。两种身份的职业精神，让鲍尔吉·原野在采写中格外严谨。他力图通过采访还原事件真相。

许多人宣称自己在灭火过程起到什么作用，但在采访中，鲍尔吉·原野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则：接受采访的消防官兵，必须是当时手握水枪和泡沫罐的一线者。

他采访了200多人，最后记录下的是188人。他在采访中发现很多细节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有些扑救报告写得乱七八糟，连出车数量都不对。他对每一个采访对象说的话，都会再次去了解、去验证、去还原。他记录下每个战士的出车时间，认为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数据。

“听他们谈完之后，我的心都快碎了，特别痛苦，心情特别沉重。真实的场景非常可怕，那就是人间地狱。”

鲍尔吉·原野介绍，在“7·16”火灾现场，地面是火，空中的输油管道是火，地下排污管道是火，海面上也是火。火把水泥墙烧酥了，露出钢筋；火把铁皮房子烧薄了，一碰就倒。强烈的辐射热吞噬了空气中的氧气，使人无法呼吸。而火浪把人烤出一层又一层汗，身体脱水。在现场，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无法扑救的火——103罐爆炸起火，这个罐里储装十万吨原油，倾泻遍地，形成六万平方米的火场。流淌火威胁着周围的油罐。这些罐有的已被烤变形，可能会在下一分钟爆炸、沸溢或喷溅，形成更大的、不可逆转的灾难。

在如此酷烈、形同地狱的火场上，除了火，还有人。与几十米高的火浪时时对峙的是辽宁公安消防总队二千三百八十名官兵。战士们才十八九岁啊，80后、90后，是独苗。他们的父母才四五十岁。舍命拼搏，绝地重生，这些官兵从死神那里争回来一条命。如果再爆一个原油罐或化工罐，他们谁也跑不出去。“我无法想象二千三百八十名消防官兵集体阵亡的场面，两千多个家庭破碎，国家接受不了这样的哀痛。这里仅仅在假设官兵捐躯的后果，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如果不能成功扑救这场火灾，大连市和大连人民遭遇的劫难将百倍于官兵的损失，这是人类的灾难。”

官兵们一分一秒地跟火魔死磕，保住了其他油罐和化工罐没再爆燃。大连公安消防支队一千多官兵处境最难，功劳至伟，他们用鏖战等到了全省消防增援部队的到来，等到了全国海陆空增援力量的到来，等到了决战的到来——大火终于被降伏。

鲍尔吉·原野和这些从火场归来的英雄们面对面交谈。有时，思维恍惚了，问自己：“我在跟谁说话？在阳世还是阴间？”鲍尔吉·原野说：“他们好像已经牺牲了，我在跟牺牲者的魂灵对谈。我真想上前捏捏他们的肩膀，握住他们的手。这是从死神身边归来的人啊，他们是熬尽体能，咬碎了牙的人。他们牺牲了，我到哪儿去看这一双双手呢？”

一位支队长告诉鲍尔吉·原野：“石油火灾不怕燃烧，怕油罐沸溢。沸溢发生，高温油像岩浆那样飞溅而出把人全覆盖了。人瞬间变成焦炭，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说着，他眼睛红了。“在火场，我要离战士们近一点儿，以后清理骨殖，人们会看到我没往后跑，支队长跟战士们死在了一起。让战士家长知道心里也好受一点儿。”

李勇峰是大连开发区公安消防大队的大队长。他妻子告诉鲍尔吉·原野：李大队从火场回来，脱相了，女儿认不出自己的爸爸，哭着扑入爸爸的怀里。妻子说：“勇峰，你遭了多大的罪啊，变成了这样？”李勇峰说：“我挺好，我的弟兄们挺好，能活着回来就好。”李勇峰跟妻子约法三章：不要提“7·16”。可是，那些天李勇峰在家里会突然站起来，说：“我带七十二名弟兄进去，带七十二名弟兄活着出来了。”然后坐下，陷入沉思。接着又站起来，说同样的话。

“当你重复倾听灾难的经历者讲述灾难，绝对要有承担力。”4个多月，鲍尔吉·原野每天都和消防官兵谈这场火。他采访记录了188人，每个人把这场火对他说一遍，一人讲几个小时。他承担了他们的苦痛、绝望和拼争。有一位女作家出于好奇，随他到辽阳市公安消防支队采访，听官兵讲述“7·16”大火。她只听了一小时就离开房间。她说受不了，太惨烈了。她劝他别写了，采访遭一遍罪，写作遭一遍罪，会疯掉。

许多经历“7·16”大火的官兵晚上睡不着觉，常常惊醒。他们不说这场火，他们回避对这场火的记忆。许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会突然停顿、沉默，白眼球渐渐充血。这种沉默可怕啊，他们没哭，但鲍尔吉·原野的眼泪打湿了采访本。

对话鲍尔吉·原野

“我采访的对象都是诚实人”

潇湘晨报：电影《烈火英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作为原著作者，你认为你对电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鲍尔吉·原野：如果说我对这个电影有什么贡献，那就是写下真实，而真实才是最有力量的。参与“大连7·16油爆火灾”救援的辽宁公安消防总队官兵共计2380人，很多是年轻的90后战士。为了写这部作品，我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采访了其中的200多人，最终记录下了188人的讲述。4个月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而我仅仅完成了这本书的前期采访。我想在采访过程中验证事实，还原真相。我并不是要去弘扬什么，贬低什么。我只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想要为战士们树立一座纪念碑。他们的经历，是百年中国最值得记录的记忆之一。他们不仅是英雄，还是中华民族值得赞颂的伟大人物。这些消防官兵在最后时刻放射出青铜塑像般的光彩。我把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写进了这部报告文学，才有了后来的电影《烈火英雄》。真实才是最打动人的。

潇湘晨报：你是一个情感细腻的男人，读诗歌、看电影、听音乐，遇到一些令你感动的人和事物都会让你流泪。你在采访“大连7·16油爆火灾”应该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吧。你怎么克服自己的情绪来完成采访和写作的呢？

鲍尔吉·原野：这部报告文学的写作很痛苦，它可以说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经历的最艰难的写作任务。厚厚的采访本正反面记录着满满的字迹，上面有些字被水洇模糊了。我知道，那是我的泪水。采访中，我的当事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放声大哭，我不敢看他们，低下头，流下的泪水洇湿了这些字。

事实上，我在心里无数次打过退堂鼓。我问自己，我这是图什么呢？“7·16”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它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灾难。白天采访，晚上全是噩梦，流淌火像浪头一样打过来；转身跑，后面是更大的火，房倒屋塌。我常常在梦里哭——自己没觉出哭，醒来枕头早已湿了。

经过几个月的采访写作，我身体明显垮了，跑步都跑不动了。我去找曾经是国家体育队队医的大夫按摩，他说你浑身都是筋包，肝经尤其不好，肯定经历了极大的情感波折。那段时间，我听不了“火”这个字。我告诉自己，一定把它写出来，一定写完。我坚持下来是为了这些战士。

潇湘晨报：2018年8月11日，你凭《流水似的走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你在这本书中写到“长生天保佑所有诚实和善良的人”。这是你笔下作品中人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为什么会偏爱这类人？

鲍尔吉·原野：在心灵里，与爱相邻的词是诚实。你想象不出一个不诚实的人心中有爱。诚实先要对自己诚实，这有用，对作家尤其有用。我喜欢描述诚实和善良的人们，他们多数是劳动者。

我采访的对象都是诚实人，我自己也是一个诚实的人。诚实是最重要，诚实就是表里澄澈，不去撒谎，不去掩饰，不为了一点点利益去作假。我说的不一定是全部的真实，但我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我对我的采访对象怀有深沉的爱，同时也保持着质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弄准，一定以事实为准。这是诚实的态度，也是科学的态度。

潇湘晨报：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之说。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好方式之一。与许多报告文学被诟病为“苍白的表扬稿”不一样，你的《烈火英雄》是如何做到主旋律与畅销作品统一的？

鲍尔吉·原野：当时我是一名警察，我拿着辽宁公安消防总队党委的公函去采访的，除了我之外，这个消防部队没有接受过其他任何人的采访，到现在为止也是独家新闻。

我在写的过程中，并没有去想主旋律的事情。我只是“实事求是”，我接受不了假话、空话和套话，我认为文风即人品。一个作家留给世界上的字应该是纯洁质朴的。要么不写，要么诚实。别给这个原本纷乱不堪的世界增添废话。无限拔高，不如真实更感人。“主旋律”需要的也是真实，而不是夸大。我追求真实与简约，以此表达我对“7·16”勇士的敬意。

电影只有100分钟，很难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在这100分钟里完成。这本书，远远比电影更吸引人，书会更详实地告诉你一切。

潇湘晨报：当今文坛蕴藏着“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话语权之争。有人说，如今非虚构写作发展得很快，但其中有虚构的成分，是小说化的“非虚构”，这是报告文学应该严格排斥的。你怎么看待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与报告文学的这场战争？

鲍尔吉·原野：我最早接触“非虚构”是20多年前。我最初看到的、接触的那些非虚构作品一定是真实的，当然也是经过剪裁的。报告文学这个词，是从苏联过来的，它是一种纪实的、歌颂类的文体，它里面的人名是真的，其他的真不真就不知道了。

现在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成天在争吵，有些文学大奖也设立了专门的非虚构写作奖，我弄不明白，我有些困惑。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也许是我年事已高，理解不了。

潇湘晨报：作为蒙古族人，汉语并不是你的母语。在汉语写作方面，你有怎样的体会？

鲍尔吉·原野：我用汉语写作，可以用蒙古语来采访和对话。现代白话文到现在有100年时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成果。公共语言太强大了，14亿人口都使用这种语言，使得这种语言的文学能力越来越小。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网络语言，在挥霍汉语，让汉语变得不干不净、不清不白。使用节制的、准确的、简练的语言来写作，这是作家应该做的事。

有人说，我的写作是对现代汉语的贡献，说我能够使用生动准确的语言，把汉语的美好品质，比如纯洁、生动、鲜明，表现出来。如果我真的是这样，或者说，我能沾到一点边的话，我会觉得很欣慰，这也是对社会做的一些贡献。但其实我知道，用汉语写作，是攀登一座高耸入云的山，是很艰难的。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