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娃他们在犹豫和担心什么

提起婚育，22岁的温州女孩叶非凡的第一反应是“这意味着生活质量下降”；21岁的衢州女孩汪逸欣不由自主地想起“生育会使细胞加速衰老11年”的研究；23岁的金华男孩黄启政则坦率地说，“我没办法做到，为了一个终有一天要走向分离的孩子，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节奏。”……

国内生育率走低，2022年全国人口规模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在此背景下，社会普遍聚焦部分年轻人“不想生”的问题。

首批00后已集体跨过婚育的年龄门槛，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生育观？

面对积极的婚育政策，一些年轻人的犹豫和抗拒因何而来？成为父母到底意味着什么？

带着种种疑问和好奇，2021年12月起，叶非凡、汪逸欣、黄启政等8位浙江工业大学的00后大学生，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婚育意愿调查。他们走访浙江各地，发放并收回1400余份有效问卷，访谈80位不同年龄段的婚育主体，超过七成问卷和访谈聚焦“00后”。

生育焦虑　女性比男性更强烈

身为这个调查项目的发起人，22岁的杨怡然曾对大家抗拒婚育的原因有过一个揣测——“经济成本太高。”可当她走近那些正为生育踌躇的家庭，发现许多人担忧的并不止于此。

一位“80后”一胎爸爸，曾见过子孙满堂的大家庭，一度充满向往。但迎来他的孩子后，他却变得不快乐。孩子上的各种兴趣班动辄上万，他不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家庭，他辞掉了稳定的工作选择创业。但最后，两边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这位爸爸坚决不打算要二胎，“不希望再让另一个孩子不快乐。”

杨怡然总结，这些家庭担忧的并不是负担养育孩子的某个费用数值，而是整个社会的竞争风气。

调研小组对80位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涵盖未婚、已婚人士到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男女各半，年龄横跨21岁到60岁。面对婚育，人们呈现鲜明的性别差异——虽然男性也对生育焦虑，但女性普遍更强烈。

“男性大多考虑的只是经济压力，但对女性来说，除了夫妻双方共有的经济焦虑，还要考虑抚育孩子的精力消耗、孩子的未来教育、自我的职场权益保障等，因为她们被默认是这一切的承担者。”杨怡然总结道。

在生育选择中，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且不得不面对后续养育中的家庭选择。

杨怡然对一位36岁的二胎妈妈印象深刻。她本科毕业，在杭州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后来，她生了两个男孩，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她做了幼师。但她的父亲非常反对，“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却去做一个幼儿园的孩子王，而女婿天天西装革履地出门。”访谈中，这位“80后”母亲越聊越激动，杨怡然能清晰看见泪水在她眼睛里打转。

在杨怡然、黄启政等多位“00后”的成长中，他们都亲身感受过母亲的自我牺牲，见过母亲与日俱增的白发和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也因此，他们承载了母亲更高的期望与寄托，这时而让他们感到沉重。

不再相信养儿防老　年轻人更在意这些

生育，曾经是女性生命中根深蒂固的默认值。

“这对她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生不生就不是会考虑的问题。”22岁的义乌姑娘李颜在和多位中老年女性的交流中，感受到强烈的代际冲击。

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夫妻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需要被谈及。

“70后”、“80后”、“90后”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三孩”政策的转变，对于生育几个孩子有了更复杂的考量。

到了“00后”一代，尽管生活在积极的生育政策下，许多人却对这种鼓励不乏抗拒。

同时，人们的生育目的悄然转变。前几代人秉持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过时，李颜发现“80后”、“90后”不再关注生育的实用目的，更在意的是孩子和自己的情感连接与相互陪伴，而“00后”当下的目光，大多聚焦在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幸福的追求，“希望生育这个选项能让自己更幸福，否则，为什么要选？”

对“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思维，一些年轻人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

有人告诉李颜，自己之所以不想生育，就是因为父母整天说要养儿防老，“我就是老了，也要靠自己活着，证明给他们看。”

都市青年和县城青年　有不同的生育选择

深入杭州、温州、金华、衢州等各自家乡，随着调研的推进，小组成员们有另一发现——生育焦虑有明显的阶层性。“主要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期许的都市中产青年。”调研小组的访谈对象也大多集中在这类人群。

与都市不同，一个自小到大都生活在乡村或县城的青年，往往不会思考生育带来的影响，而是自觉走上社会既定的人生轨迹。杨怡然记得一位金华磐安县的公务员，毕业就结婚生子，2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

为什么在大城市，大家反而不愿意生？杨怡然试着去解释背后的社会图景——“都市青年有非常强烈的向上的想法，害怕婚姻和生育变成阻碍。而在城镇，家庭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份事业。”生育选择的背后，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折射。

针对18岁至35岁的青年，调研小组收集回1466份有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8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孩子”。

“人在衣食无忧之后，最大的敌人是孤独感。”叶非凡坦言，尽管知道生育可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和自我的让步，但内心还是挺想要一个孩子。

身为独生子女，杨怡然始终对拥有孩子——一个自己孕育的新生命怀着憧憬，“这是完成自我价值实现和母性实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许能让我用一个新视角去重新看见和发现这个世界。”

只是现在，她暂时把曾经设想的“2”改成了“1”，“我可以为生育有所忍受，但生育带来的后续问题不该是我一个人来承担，配偶、亲人，包括整个社会的帮助都很重要。”

在她们看来，当前社会迫切需要的，也许不是改变那些年轻人，而是对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