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频发抑郁症，得补上人生意义这一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黄西蒙

编辑 | 俞诗逸

近期，《中国青年报》刊发《 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 大一和大三高发》一文，引起了舆论场上有关抑郁症低龄化的讨论，也让大学生抑郁症问题进入了更多人的视线：有31.2万网民参与了中国青年报微博发起的“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你觉得自己有抑郁倾向吗”的网络投票：其中，超过半数投票者认为，自己“有轻微的情绪低落，可自我调节”；而认为自己“有抑郁倾向且情况很严重”的投票者达到了8.6万，占总人数的27.6%；数据显示：“超过两万名网民在微博留言，其中不仅有人提到自己与抑郁症抗争的经历，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大学生抑郁症高发现象的密切关注。”[1]

虽然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提高了，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抑郁症，往往夸大或者忽视抑郁症的存在。比如，长期情绪低落并不等同于抑郁症，抑郁症也不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适度的药物介入也是必要的。包括网上流行的“标准抑郁症测试”（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简称SDS）也多用于自我测试与科研调查，并不完全具备诊断意义。一些大学生听信网上缺乏心理咨询资质者的“诊断”，将心情烦闷、焦虑当成抑郁症，陷入了更加纠结的心理陷阱里。这些都属于“泛抑郁症”的情况，我们当然要预防抑郁问题，但必须经过严格的医学诊断与调养。

抑郁症患者面对的外界压力很大，偏见与质疑令他们烦闷，却又陷入其中，无法挣脱。很多案例都证明，不少深度抑郁症患者的亲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患病，而外界往往从性格、情绪等角度看待抑郁问题，殊不知这只是抑郁症的表象。具体到大学生身上，抑郁症的一大特点，就是生活目标感、意义感的缺失，对学业、生活提不起兴趣，甚至在荷尔蒙最旺盛的年纪也不想恋爱，浑浑噩噩地熬日子，陷入严重的迷茫状态里。

其实，这样的心理状况，并非当代大学生独有。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的“潘晓讨论”让无数年轻人加入“人生的道路，为何越走越窄”的思考与争鸣中，当时的大学生同样有人生意义方面的困惑。将近四十年后，在今天看待“潘晓讨论”，不少人觉得当时的年轻人“太较真”了，这种严肃思考在今天是匮乏的。

在今天，对多数大学生来说，思考“人生意义”早就失去了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意味，却往往具有更现实的针对性。2016年11月，《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个专题“寻找人生意义不要落入虚无的陷阱”，话题讨论的由头是一个关于北大学生心理情况调查的结果——“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30%北大学生竟然厌学，只因得了空心病”。北大学生被当成一个症候来分析，自有其典型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这个“人生意义讨论”未必是要呼应几十年前的“潘晓讨论”，但这也是对当代大学生人生意义思考的过程，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在上述调查中，心理学者徐凯文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徐凯文发现了不少类似的例子，要说这些年轻人共同的特点，他曾讲道：（这）“就像他们告诉我的：徐老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徐凯文将“空心病”理解为“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并指出“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如果到精神科医院的话，一定会被诊疗抑郁症，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效”。[2]

北大学生作为应试教育考场上的“通关者”，其出色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有关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相关体验，却是与狭义的学习和所谓的智商无关的事情。在我们中小学教育，以及大多数家庭教育里，师长将太多精力放在如何帮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竞争意识，而那些非功利的阅读、思考和教育，往往被老师、家长忽略。

我在中学时曾非常渴望从那些功利的话语规训中逃离出来，而当自己真的去那么做了，反而遭遇的是现实里碰壁，要在之后吃很多年的苦来弥补当年造成的遗憾，可以说是“走了很长的弯路”，但我并不认为应该后悔那些岁月里极其理想主义的状态。只是，太多年轻人没有“止损”和“从头再来”的成本，“无悔”的前提恐怕是深厚的试错成本和一些所谓的“运气”，如今我也不会再重走那些单纯到近乎幼稚的老路——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高考和应试教育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他们只能被安放在实现功利目标的流水线上，而那些更宏大、更浪漫、更理想的人生梦想，则成为不得不搁下的“弃物”。

想必很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我的好友曾在《 一个北大90后的自白：我不想活在所谓优秀的固定标准里》一文中说：“譬如我自己，儿时的志向是做一名画家，也曾学习绘画多年，但在高中时代，父母以未来赚不了钱、没有出路为理由，勒令我学习理科。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我选择了顺从。成长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会经由某种形式的强权打压被不断驳回。就这样，生活的主体感逐渐消失，这会令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持有任何观点，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3]

虽然这属于个人经验式的描述，但不少年轻人都有类似感受。但是，有关“人生意义”的命题，还应该放在更深邃的思考上加以论述。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以毕生精力关注“人生意义”的相关研究，倡导“意义疗法”，他曾指出：“动物寻求快乐与征服，却不懂生存的意义，人的本性在于探求意义。由于探求意义的意愿是人类的主要动机，因此，倘若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内在的欲求收到阻碍，就会引起人的心理障碍。启发或者去发现生命的意义，是意义疗法的核心。”[4]

换言之，寻找“人生意义”是人的本性，而本性若被压抑，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结果。人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生活常识里“人生意义”的根据和来源。只是，这些关系很难以数据的方式量化表达，更多时候依赖我们的经验式叙述和思考。

而自中国人发现了现代性的奥秘后，由此带来的想象力和焦虑感也就同时存在了。尽管多数年轻人在90年代以来的语境里，很难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宏大叙事紧密结合，但起码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里，后者仍是一个“他者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宁可选择以消解意义的方式来寻求个性，也不愿意成为“他者”所影响的产物。

这种颇为叛逆的思想，若得不到合理的引导，便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名校学生的“空心病”或许只是问题之一斑。在80年代之前，至少在90年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全面到来前，作为一种整体概念的青年群体，大概是不缺乏“人生意义”的，“无意义”也是不被主流观念接纳的。在这个话语里，青年被赋予了历史主体性的角色，很多年轻人自觉地加入这种叙述中，他们构成了历史演进逻辑里的重要环节，但他们也很容易被各种话语争夺、利用，不成熟的心态往往也会让人走入误区，陷入迷茫。

正因此， 缺失人生意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几乎每代人都会有类似的心理感受，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潘晓讨论”虽然早已成为历史，“潘晓”们在此前和此后，其实都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披上了不同的外衣，甚至有时候隐蔽在时代主潮下，让人误以为他们及其困恼、迷茫消失了。即便这些焦虑无法解决，外界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多一些关心和同理心，或许也会有所裨益。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