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编明星”与“小镇做题家”, 何以上升为两种主义的较量? | 文化纵横

✪ 代玉启、李济沅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读】近日，“明星考编”屡次登上热搜，引发社会热议。有论者认为质疑明星考编的网友主要是一些“小镇做题家”，此言一出，更是引发各界关于青年发展及其深层次社会动因的广泛讨论。那么，何为“小镇做题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呢？

本文作者探究“小镇做题家”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一说法诞生于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他们以“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来定义自身。在作者看来，“小镇”是青年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做题”实质是一种竞争模式，“做题家”本质上是这群“小镇青年”兼具优越感和无奈感的自我认知。作者指出，家庭支持作用有限、全面发展水平受限、人生规划视野局限是小镇青年面临的共同困境。社会宏观环境引导性偏差、高校环境的支撑性缺失以及个体竞争资本的先天性匮乏共同构成“小镇青年”形成所需要的社会动因。

作者认为，“小镇做题家”的自嘲现象看似偶发，其实并不是青年文化生态中的“孤本”，它暗含高等教育中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碰撞，需要我们从社会宏观层面与家庭个体层面协同发力，帮助小镇青年健康而全面地成长成材。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原题为《“小镇做题家”现象的透视与解析》。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小镇做题家”现象的透视与解析

“小镇做题家”概念诞生于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他们以“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作为符号和标签定义自身。该小组成员大多来自乡镇农村，毕业或正就读于知名高校，但自认为“除了埋头苦读之外啥都不会”，见识和能力有限，没有长辈指点，步入社会后处处碰壁。该话题一经抛出，短时间内便在网络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目前对于“小镇做题家”自嘲现象的关注散见于一些媒体的报道，学术层面探讨较少。从德育视角审视这一青年文化现象，探究其生成机理并寻求有效的化解策略，有利于把握青年文化的发展趋向，引导广大青年做有责任、勇担当、能奉献的时代新人。

笔者基于对豆瓣、知乎、微博等网络社区大量关于“小镇做题家”话题讨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四个典型案例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以面对面形式为主，以电话、微信访谈等为补充)，通过从认知角度描摹“小镇做题家”群体的自我画像，分析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把握“小镇做题家”自嘲现象的整体态势，从而为深刻理解这一现象的生成机理奠定基础。

▍ “小镇做题家”的自我画像

1.金榜题名后的瞬时成就感

对于“小镇做题家”群体而言，他们将高考视为社会阶层上升的重要途径，跨入名校之门是他们受教育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跃升，高考更是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

“寒窗苦读多少年，只为高考这几天。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高中专门为我张贴了喜报，父亲宴请了所有亲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吧”

(受访者A，在校大学生，19岁)。

坚持“十年寒窗苦读”后的收获感、跨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的优越感以及沉浸于“别人家的孩子”艳羡的满足感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他们在金榜题名后的瞬时成就感。突如其来的鲜花与掌声一时间使他们陷入踌躇满志后的短暂迷失，对于即将开启的未知生活，他们在迷惘中抱有幻想、在躁动着怀揣不安、在局促中饱含期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们将来在大学生活中的措手不及和无所适从埋下了伏笔。

“当年在小县城里自己绝对是风光无限，上大学后开始接触一些城市里很优秀的同学，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没有考虑过读了大学以后要做什么”

(受访者B，在校大学生，21岁)。

B同学的经历在“小镇做题家”群体中引发了普遍的共鸣，大家表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茫然感，一位“小镇做题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言:“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

（引发广泛争议的媒体评论截图）

2. 名校光环下的现实挫败感

学者黄灯这样描述普通高校的学生群体：“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显然，“小镇做题家”与普通高校的学生群体在自我认知和期待方面有着显著区别。进入大学后，他们与身边同学在形式上重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对过往“光辉历史”的清零，也是一次重新“洗牌”。

“冲过高考的‘千军万马’，才发现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如果把竞争比作赛跑的话，高中就只有一条跑道，那就是学习。而大学似乎有无数条跑道，但我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条”

(受访者B，在校大学生，21岁)。

“小镇做题家”虽然头顶“名校光环”，但现实生活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格外“柔和”，扑面而来的各种压力让他们无法安心也没有信心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耀。习惯的应试技巧失灵、在多元选择中失措等因素导致了他们较难成为大学培养评价体制下的佼佼者，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同学羡慕的对象，也很可能不再是老师关注的焦点。一面是名校的光环，一面是自感惨淡的现实，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当下的“时代弃儿”，心理落差难免诱发强烈的挫败感。

3.过高期待下的奋斗无力感

“大一的时候，我发现大学里学的内容和高中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大学要做的东西太多了，时间太少了”，这段出自某“小镇做题家”的自述道出了该群体的现实境遇。从“小镇”走出的他们背负着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希望，来自外界的严要求与高期待混杂着自身朦胧的想象吹大了“小镇做题家”成长预期的泡沫，有时甚至会偏离现实、不切实际。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却发现可以寻求的支持力量有限时，极易产生无助感。

“刚上大学时，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保研，但后来慢慢地觉得能考上研究生就很不错了，再后来的底线就变成不挂科，现在觉得安稳毕业找个满意的工作都成为奢望”

(受访者C，在校大学生，23岁)。

“小镇做题家”在现实困难面前不断妥协、不断降低自我底线的过程如温水煮青蛙般慢慢消磨意志，同时也加剧了前途迷茫感和现实无助感。正是由于对自我的“高期待”与外部的“弱支持”之间的错位，无形之中使他们比同辈群体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也让他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资源、社会时局和运气也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背后，隐含的是他们能力与理想不相匹配、现实与愿景差距过大所催生出的奋斗无力感。

▍ “小镇做题家”的典型特征

1. 家庭支持作用有限

家庭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其对个体的支持功能体现在生活保障、教育引导、情感支持、精神寄托等各个方面。在个体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家庭对于个体的支持功能也各有侧重。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对其成长的支持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大学阶段，个体对家庭的需求相比于之前的学习阶段甚至要更加广泛且深入。然而当“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学以后，他们与家庭之间的距离突然间被拉大，生活时空上的隔阂减损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交互，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别阻隔了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经验传承，日益增大的代际势差消解了彼此之间的理解根基。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对大学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对我的要求和期待有时会和实际情况差别很大。除了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支持以外，其他方面的困难我也不会去寻求父母的帮助，甚至会有意隐瞒他们，所以我觉得进入大学以来我和父母的共同语言好像越来越少了”(受访者A，在校大学生，19岁)。

可以看出，除了如经济支持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外，他们从家庭获取其他方面的支持较为有限，有的家庭甚至连基本的经济支持也捉襟见肘。读大学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在未知旅途中“一个人的修行”。

2. 全面发展水平受限

相较于程式化的高中生活，大学打开了青年学生生活发展的多维面向，开辟了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同学之间的竞争也从“唯成绩”的单一向度转向个人全面发展的各个维度。“一张考卷”包打天下已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兼具、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的青年成长成才模式。多维竞争并存、多元评价并行的态势之下，在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爱好特长等综合素质方面相对欠缺的“小镇做题家”群体显得捉襟见肘，这使他们在适应、驾驭大学生活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

“与那些从小就得到全方位锻炼和发展的同学相比，我好像从一开始就缺了点什么。感觉斜杠青年、后浪、弄潮儿这些字眼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虽然有时会觉得他们有些‘凡尔赛’，但是我内心知道，是他们本身的优秀使然，曾经赖以生存的分数再也不能给我安全感了”(受访者C，在校大学生，23岁)。

事实上，“小镇做题家”面临的冲击和影响是全方面的。即便是在他们以前引以为傲的学业胜任能力问题上，“小镇做题家”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大学阶段与高中阶段的管理方式和学习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对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创新探究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擅长应试的“小镇做题家”而言，帮助他们从高考中成功突围的学习方法在大学并不奏效，甚至还起到反作用。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应试训练使他们容易陷入“题海战术”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在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等方面的锻炼相对匮乏，成为制约他们胜任大学课程学习的枷锁。

3.人生规划视野局限

人生规划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体对“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才”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行动遵循，在青年时期合理的人生规划尤为重要。由于视野和资源相对匮乏，“小镇做题家”群体在个人规划时存在短视化、功利化、片面化倾向。他们关注眼前的得失而忽视长远规划，易受外在因素左右而漠视内心真正想法，更愿意以世俗功利的标准衡量其自身价值，如在高考填志愿时的主要考量是如何使分数利用最大化，而不是个人兴趣爱好和人生理想。同时，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有失偏颇，习惯于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片面的量化指标衡量成功与否，淡漠了真正的人生价值和个人实现。

“也许是由于一路走来的成长惯性使然，在做选择时我更愿意把那些可以量化、易于评价的指标作为主要考量的因素，比如找工作时更看重的是薪资待遇、条件保障这些外在因素，对于以后的发展前景和成长空间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认为可以先不考虑”(受访者D，毕业生，26岁)。

“小镇做题家”完成了高考这道“小题目”，却在人生这张没有固定答案、没有统一模式的“大考卷”上，缺乏“审题”的判断力、“试错”的心态力和“答题”的应变力。

▍ “小镇做题家”的生成机理

分解“小镇做题家”这一自嘲式称谓可以发现，“小镇”的本质是青年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做题”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模式，“做题家”本质上是这群“小镇青年”兼具优越感和无奈感的自我认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所有人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带来诸多影响，对大学生的就业等问题影响尤为深刻。“小镇做题家”现象的出现，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持续有一定关联，但是即使没有此次疫情，该现象仍然可能出现，因为该群体的集体隐忧与现实困境已存在较长一段时间。“小镇做题家”群体进入大学后在外界关注中失焦、在多维竞争中失措、在多元选择中失重的表象背后，映射的是社会层面、高校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共同作用的多维逻辑。社会宏观环境引导性偏差、高校育人生态支撑性缺失以及个体社会资本先赋性匮乏，构成“小镇做题家”自嘲现象的基本生成机理。

1. 社会宏观环境引导性偏差

消费主义思潮物化价值追求。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将人们带入消费社会，这为“鼓吹以无节制的、超前的消费为追求，以满足无止境的物欲和享受心态为目的，将人生的价值映射到对商品的拥有之上”的消费主义思潮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受到猎奇心理、攀比心理等影响，青年学生容易在追逐热点、相互比较的过程中成为消费主义病毒寄生的对象。有些青年认为“票子、房子、车子就是信仰的‘三位一体’”。他们在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蚀之下，逐渐矮化了崇高理想、物化了价值追求，随之对成功的评价标准也出现了偏差。对于经济条件相对普通的“小镇做题家”群体而言，消费世界的繁华更映衬出他们物质生活的贫瘠。

媒介功利化导向贩卖焦虑。典型人物宣传本是媒体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但有些媒体为了博取关注，在榜样形象建构过程中过于注重成功本身而忽视奋斗过程，以“网红思维”制造一大批“千篇一律式”的榜样形象。这种榜样建构模式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激励作用，反而会拉大青年与榜样之间的距离，使青年徒增焦虑外别无益处。如果媒介“被‘流量思维’诱导，放弃‘质量思维’主导，难免落入标题党、浮夸体、洗稿文的陷阱”。更有甚者，个别媒体受利益驱使为了获取流量不惜凭空炮制如《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等网络热文，贩卖焦虑，刺激以“小镇做题家”为代表的弱势青年群体的敏感神经。

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心理失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财富收入逐渐发生分化，“小镇做题家”群体所在家庭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对他们发展成长的心理预期和实现阶层流动带来一定的阻滞。对他们而言，与其说就业难，不如说是找到符合他们心理预期的工作难。究其根本，这是我国在新时代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投射在“小镇做题家”群体身上时映射出的现实和心理难以逾越的双重鸿沟。

2. 高校育人生态支撑性缺失

在多元化评价体系中措手不及。学校的评价体系作为呼应人才培养目标的机制而存在，在学生发展成长过程中起到教化和引导作用，其本身也具有模式的刚性。“底层子弟想要获得认同，在心理上具有某种优越感，更加依赖于成绩”。在大学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中，学业评价只是其中一个维度，成绩也只是个人全面发展核心素质结构中的一项指标。如何超越单向度的优秀实现全面发展的卓越，需要“小镇做题家”的理念转变和行动转向。然而，由于对“唯成绩论”的迷恋以及“学业优则一切皆有”的思维惯性，他们对大学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缺乏心理准备，尤其是在入学时未获得针对性指导的情况下更加容易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

在高度竞争化环境中无所适从。在相对静态的高中生活中，“小镇做题家”凭借擅长应试的优势成为获胜者。然而，“当进入一个不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寒门子弟道德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单向度的优越心态会在大学遇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片面发展的劣势开始凸显”。他们一边调整学习方式适应大学里更快的学习节奏和更高的学习要求，另一边又试图在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创新创业等更多的“竞技场”上牛刀小试。事实上，他们在全新的学习模式下应付学业已显得狼狈，在自己本不擅长的其他方面更不可避免地屡屡受挫，进而在多元选择中失去重心，在由“一元赛道”向“多元赛道”跨越的竞争中无所适从。

在薄弱化支持系统中陷入失落。青年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外部支持主要来源于专业教师、管理人员以及朋辈同学等不同群体，辐射到课堂上下、寝室内外等不同场域，涵盖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生活交往等各个方面。对于“小镇做题家”群体而言，在精英汇聚的大学中，他们不再是专业课老师、班主任、辅导员关注的焦点。在快节奏的校园生活中，同学之间的交往也不像高中那样普遍而频繁。若不积极主动，他们很难与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建立起紧密的联结。同时，包含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的相关课程由于针对性和亲和力不足，并未在思想引领、生涯规划以及心理疏导等方面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致使“小镇做题家”在高度竞争化且缺乏外部支持的多元环境中，经历了从“鹤立鸡群”到“鸡立鹤群”的角色反转。

3. 个体竞争资本先赋性匮乏

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并不能保证教育结果的均等，个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个性化境遇也会影响教育效果。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曾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借用其理念观察现代社会可以发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要素构成个体竞争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本的持有者能够战胜拥有相同文凭甚至更高文凭的竞争者”。“小镇做题家”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的客观现实造成他们竞争资本的先赋性匮乏，这种匮乏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因此，从考试成绩等表面的“显绩”来看，“小镇做题家”与其他考入名校的同学并无不同，但他们取得同等成绩的代价是以自身其他方面素质的“潜绩”未发展为代价的，而这些恰恰是他们在大学中参与竞争的重要层面。一项针对大一学年学业的调查显示，农村和小镇学生较城市学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较少的精力用于游戏和文化消费。因此，个体竞争性资本的匮乏也在参与塑造着“小镇做题家”。

先赋性经济资本匮乏带来高期待与生活压力。与学业水平一般的学生安于普通的命运和安稳的工作不同，“小镇做题家”由于高中阶段学业水平的领先，因而肩上担负着更高的经济期待与生活压力。在他们眼中，学习意味着要回报家庭、改变命运。进入大学这个“小社会”后，他们已经认识到实现自己所期待的经济地位不能仅靠学习成绩。“小镇做题家”这一自嘲的产生暗示出他们渴望摆脱仅凭学习获得“救赎”的路径依赖，希望能够全面发展、融入新生活，但又求之难得的无力感。

先赋性社会资本匮乏带来支持系统动力不足。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的不同给“小镇做题家”与其他同学的社会交往带来一定的障碍，不标准的普通话、不熟悉时尚品牌与流行词汇、不会休闲娱乐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社交障碍。“朋友圈很小”“生活不完整”“不善于沟通”是许多“小镇做题家”共同的特点。当他们遇到困惑、不适应等问题时，父母相对狭窄的眼界并不能给予他们正向支持。现实窘境在对自己抱有高期待的父母眼中只有不解和无奈，有些“小镇做题家”甚至由于父母过高的期待而心理负担更重。他们在现实和内心的双重煎熬中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获得社会支持。

先赋性文化资本匮乏带来强烈环境冲击。布迪厄认为，个人所继承的家庭文化资本(如精神气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言谈举止等)的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效果。由于文化资本需要长时间的累积，甚至需要借助代际的继承，无法通过短时间内的主观努力弥合，这在客观上使“小镇做题家”产生了“努力无用”的错误印象，甚至形成对学习的消极抵触心理。“小镇做题家”过去积累的文化资本较少，从“小镇”步入“名校”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将被迫经历“环境冲击”的过程。在尚未打开世界大门和社会天窗的高中时期，“小镇做题家”在老师和父母“分数至上”主义的长期熏染下，逐渐形成“高分”即“高能”的优越感，然而却在越来越强调“能力至上”而不是“分数至上”的社会文化中、在强调社会实践与全面发展的大学文化中显得格格不入。正是大学前后个人境遇的落差、现实与期待的错位加剧了他们在大学和毕业后的失意和落寞，进而使得他们过去引以为傲的学业成绩也受到影响。

“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自2020年5月10日成立至今，小组成员已经超过11万人，相关话题在微博、知乎以及各大校内论坛等平台上引发热烈的讨论。从积极层面看，这种自嘲现象是一部分成长经历相似、现实境遇相近的青年群体在现实压力之下集体“抱团取暖”的减压行为。在专属于“小镇做题家”群体的网络社区中，他们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隐形人”，而成为经历的倾诉者、故事的主人公并且能收获一大批听众。他们通过分享彼此过往经历获得共鸣、寻找慰藉、总结经验，通过相互的关怀和鼓励在精神上守望相助。与此同时，这类现象投射出“小镇做题家”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期待，说明他们具备或潜或隐的促进社会变革发展的驱动力。从消极层面看，这种由现实挫败感引发的集体自嘲现象很有可能诱发他们的心理自卑感和生活无意义感，进而减少对学校、社会的认同感，在网络社区集聚的负能量影响下他们可能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同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进一步加深青年群体的圈层化倾向，“小镇做题家”由于在“圈内”获得认可、找到情感归属而拒绝“出圈”，这可能割裂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有机联结，加剧社会阶层固化，也会进一步加剧教育收益边际效应递减效应，在社会上引发“读书无用论”的悲观论调。可以预见，一旦这类现象形成一股社会思潮，聚集一类社会存在力量，不仅不利于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甚至还会对社会稳定存有潜在威胁。因此，“小镇做题家”群体亟须德育工作者充分关注并开展有效引导。

“小镇做题家”自嘲现象看似偶发，但并不是青年多元文化生态中的“孤本”。这一文化现象既可以看作“丧文化”的变体，也暗含着高等教育中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间的碰撞，需要予以积极应对。对该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需要从社会和高校的宏观层面以及家庭和个体的微观层面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引导这一群体正确认识、理性应对成长中的困惑，实现健康而全面的发展。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原题为《“小镇做题家”现象的透视与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