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我们只招重点大学的”

2006年大四上学期，已经没有人心思在学习上了。大学毕业后，该怎么办？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家里有关系的，毕业后能进入公立学校当老师，这波人是最不急的；决定考公务员的同学，也已经蓄势待发备考了；考研的同学，找好了租房和教室，报了考研班，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剩下的人，开始着手找工作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不是没想过要考研，但我知道我拿不到毕业证，因为我有两年学费没有交，又加上我父亲中风，这个情况下我只能找个工作。

没有找工作之前，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几乎是隔膜的，甚至是天真的。大学四年，同学们忙着考各种证件（英语四级六级、计算机二级等），有的大一就开始为未来的考研做准备，而我一直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当然有时候也去饭馆里做做服务员，报酬是中午管一顿饭；有时候寒假时找家教的工作，一天五十块钱）。

我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报考大学志愿时，所有的学校填的都是这个志愿。但在班上，多数人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并不怎么喜欢文学，再加上我们的学校不是很好，他们很早就开始为能够有个好的未来做打算。

而那时对这些，我是不屑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饿狠了的人，进到图书馆，眼见一排排藏书，如同闯入香气四溢的面包房，赖在里面不想出来了。

每天，我都抱着一堆书看，各个作家的都扫荡一遍。一晃到了大四，书的确是读了不少，那些需要考的证件却一样也没有。这时，我心里开始有点慌乱。

但即便是考了这些证件的人，跟我的境遇也差不多。最直接的打击，来自于招聘会。听说武汉某高校有学校招聘会，我跟几个同学连忙买了火车票赶过去。招聘会设在大学的体育馆，一进去真是被吓到了，每一个隔间都挤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厚厚一沓简历，有的已经在面试官面前侃侃而谈；有的西装革履，带着焦灼的神色拎着一袋子证书；有的坐在角落抹着眼泪打电话。而我和同学老杨、举子一时间茫然无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投简历。

看到一家企业招文案，要求文笔好、有创意，我觉得我有点儿机会。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伍，终于轮到了我。我把简历递过去，面试官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我的学校名，没有伸手接：“不好意思，我们只招重点大学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被扒光了衣服，一时间无地自容。面试官继续说：“麻烦你让一让，让后面的同学过来。”我把简历收起，灰溜溜地走开。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放眼望去，在我眼中都是名校学生。我这个来自偏远地区、偏远大学又没有任何证件的学生，拿什么跟人家竞争？一下午，没有一家接我投的简历，我从一开始的意外吃惊到后面的麻木接受，也是老杨和举子所碰到的。

我们既疲惫又沮丧地回到了小旅馆，大家都没有说话。为了省钱，我们订的是一个单人间，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窗外小巷子里人群走动，热闹非凡，我忽然心生羡慕：“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都能养活自己。而我，却一无所能，不知道我的未来出路在哪里。”

我开始为自己的学校自卑，也为自己这几年浸泡在读书之中却毫无危机感而惭愧。毕竟，我家里为了支撑我上大学，已经拼尽全力，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了。而现在拿什么回报他们呢？

我想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叔叔跑到我家里说：“庆儿这个学校，不算大学。你还是别让他去读了。”我当时听了特别气愤。我成绩向来不好，从来都不是尖子生，好不容易考上本科，虽然只是个三本，也算是能上大学了。

因为是二级学院，所以学费特别昂贵，每一年要一万元，这对我们这个年收入只有一万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几乎难以承受的。我父亲为难了很久，问我：“你要不再复读一年？”我立马回绝了，担心我再考一年，连本科都考不上。父亲沉默了半晌，说：“那行，我去凑钱。”

我靠在右厢房的门框上，看着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只有六千，父亲又去向亲戚们借了四千。他们一张张地数钱，生怕错了。而我那时候心里激动不已：“我终于要去上大学了！”

现在想想，我看到了那个场景中自己的自私和残忍。我只想到了自己，却毫不在意父母亲的犹豫与压力。大学的前两年，学费都交齐了。到了大三大四，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那时我们这边二级学院的学生没有资格申请助学贷款）。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三百元，到了月底经常就快没钱了，虽然我花钱很省。我经常陷入被退学的恐慌之中。因为学校经常派辅导员来催我把学费给缴清，而我毫无办法。

有一回我花了五块钱在学校外面的浴室洗了一个澡，打电话时跟母亲说了，母亲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五块钱？这么贵！你不要这么浪费钱。”

我没有想到母亲会这样，心里感觉特别委屈。五块，其实也不多的，可是母亲为何要这样责怪我？但后来想想母亲那时压力肯定很大，每一块钱都是不好挣的。

大四时，父亲中风，半边手脚不能动，家里的境况可谓惨淡。他每天都坐在门口发呆，母亲经过时说：“你不能死，你儿子还要念书。”这些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现在我总算要大学毕业了，找个工作却几乎是大海捞针，叫我如何面对我的父母？从武汉回学校后，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问起，我如实回答，电话那头只是叹气，倒是母亲强打起精神说：“没得事，慢慢来。你莫压力太大。”挂完电话，心中沮丧不已。

从武汉回校后，父亲打电话来说：“你姨爷哥哥在一家日报当主编，那里听说要招记者、编辑。我已经让你姨爷给他哥打了招呼。”既然家里打理了关系，那工作应该能十拿九稳了。

说来好笑，在此之前我是鄙视那种托家里关系得到工作机会的人，经过招聘会的打击之后，却为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而沾沾自喜。

我把消息告诉正在备战考研的小宇，她兴奋地说：“不错啊，祝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当时我们站在教学楼的三楼，放眼望去，教室里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埋头自习。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拿得出手的学校，大家都卯着劲儿想考到那些有着响当当名字的大学。

小宇趴在栏杆上，揉着疲倦的眼睛：“我做了一天的模拟试题，心理崩溃好几次。”她想考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听说竞争非常激烈，没有充足的准备是不行的。

为了给父亲治病，当时家里已经没有钱给我了，我揣着小宇借给我的钱买了火车票去了那座城市。时至隆冬，刚出火车站，冷风如一双大手往我脸上扇耳光。

火车站离报社有五六公里远，为了省钱，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路旁还有几天前下过的残雪，街道上空空荡荡，偶有汽车开过。

我想象着未来自己会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街道边光秃秃的行道树，我会看到它们春天来时绿叶繁茂的样子；建到一半的楼盘，我也会看到一个个房间里会填满入住的家庭；我会成为一名记者，行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发掘新闻，关注民生疾苦……

虽然冷得直哆嗦，心里却洋溢着饱满的幸福感。走到离报社还有两公里远的地方，我不小心踩进雪水里，鞋子连带袜子都湿了，连这个都不妨碍我雀跃的心情。

姨爷的大哥，我叫他大伯，过去在姨爷家拜年，偶尔还能碰到他，但从未说过话。说到底，我们还是陌生人。姨爷已经提前给他打过招呼，他也客客气气地请我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安排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

等他走后，我躺在床上。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所以说也最便宜。灯一关上，黑暗顷刻间来临，唯有从门缝透出一线光来。也许我有空间幽闭症，躺了一个小时，怎么也睡不着，总感觉在暗处有人藏身，眼睛灼灼地盯着我。

我爬起来，去前台问有没有带窗子的房间。前台把我引到了二楼，让我补交了五十块钱。我真是太过奢侈，这五十块可以让我吃一个星期的饭。但没有关系的，不是吗？我马上就要有工作了！一想到此，我睡意全无。

先笔试，后面试。笔试除开做试卷外，还需要我们走出考场，花半天时间去外面做采访，然后回来写一篇新闻。真是个刺激的考题。出了日报社大楼，站在大街上，我一片茫然。

跟我们一起来考试的，多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他们三五成群笃定地走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拿着纸和笔，脸上没有一丝犹豫。我走到了一条小街上，沿路的小摊贩们迅疾警觉着盯着我，兴许是我手上拿着一个黑皮本，看起来像是政府机关的人。

我走到哪里，他们的目光跟到哪里。喧嚣的声音无形中压低了，买菜的、卖手工鞋的、卖廉价衣服的……都闭上了嘴巴，默默地等待着我的离开。

我蹲下来问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菜贩，他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看我的时候也是咪咪笑。“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啊？”我鼓足勇气问了一句。菜贩嘴角咬着一支烟，点头说：“还成。”说话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来，抽出一根递给我，“你是什么官儿？”我摇手拒绝了他烟，说：“我是日报的记者，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情况。”

菜贩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真不是官儿？”我拿出日报社给我的黑皮本子递给他看，“我真是记者，你看这本子上都写了日报的名字。”他显然松了一口气，把烟放回口袋里，点头说：“你们记者要为老百姓说话啊！”

周围的人一听说我是记者，纷纷围了上来。有人说：“物价上涨得太快了！”有人说：“某某巷子的路灯坏了大半年了，也没人来修！”还有人说：“我们那边的垃圾一直没人处理！”一时间，说话的声流从四面八方冲向我，我尽其所能地记录，可是都零碎不成篇，我不得不说：“你们能不能一个个说？”

他们说话的声音小了下来，有人凑向我的本子：“我说的你记下来了吗？”另外有人说，“哎呀，我忘了补充一个细节。我说，你快写！”

好不容易从那里脱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手上还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菜贩给的一颗大包菜和三根黄瓜、水果贩给的香蕉和苹果，我推脱再三，他们一定我拿去，不拿就是瞧不起人：“记者，你一定要写出来啊，要为老百姓说话啊。”

我觉得分外羞愧。我骗了他们，我根本就不是记者。可转念一想，我马上就可以成为记者。成了记者后，我就可以为他们说话了。如此想着，我往报社走去。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我该怎么从这么多的信息中组织出一篇报道来呢？心里完全没谱。回到考场后，我把塑料袋搁到脚边，还好没有什么人注意我，大家都在奋笔疾书。

笔试完后又面试，有一位考官领我去办公室时，问了我一声：“某某主编是你亲戚？”我点头说是。说完后，我感觉自己的脸都发烧似的红起来：如果我能留下来的话，谁能说得清楚这是我凭借自己的能力进来，还是靠关系进来的？

与此同时，我感觉自己给大伯也带来了难题：他未必愿意如此的，可他还是如此了，他的同事们会如何看他呢？心完全是乱的，坐在我面前的一排面试官抛出的问题，我回答得也没有底气。

回校后，小宇、举子和老杨，在学校东门外的川菜馆为我“接风洗尘”。他们对我应聘的细节极为感兴趣，毕竟我是唯一一个真正进入了招聘流程的人。我说得越多，他们问得越多。

说到后面，举子叹气：“羡慕你啊，我投了十几份简历，都没有任何回应。”我说：“我的也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毕竟那么多名校的，我哪里竞争得过他们哦！”举子拍了我一下：“你别装了，主编都是你亲戚，你还在这里跟我装！”

大家“哄”的一笑。一向稳重的老杨忽然发问：“进事业单位，肯定要求学历证明的，这个你咋搞？”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两年学费没有缴清，学校也不知道会不会“开恩”提前把毕业证和学位证给我。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要我家里拿出两万块钱来，简直不敢想。

但没有这些证件，那我怎么进报社呢？越想越觉得事情复杂。小宇看出了我的焦虑，忙道：“离毕业还有好几个月，肯定能想出办法来的。”大家都说是：“四处借一借，估计很快就能凑齐钱。”

我本以为一周过去，就能收到面试结果，结果没有。又等了一周，还是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想打电话给大伯，又怕自己太过心急，给人家印象不好。等到第三周，还是没有任何回音，举子说：“你们寝室电话是不是坏了？”我得救了一般，赶紧跑到宿舍里检查了一下座机，让举子在他们宿舍打电话过来，结果一切正常。

举子又说：“他们会不会寄书面的通知呢？”我又跑到寝室楼一楼宿管阿姨那里问，阿姨手一挥：“根本没有你们320的信件。有的话，我肯定写在门外的黑板上。”我又一次沮丧地返回。到了晚上，想着大伯肯定没在工作了，我犹豫再三打了过去。大伯一听我的声音，便说：“小邓啊，他们还没通知你吗？报社已经定下了五个人，他们各个方面更优秀……你再好好找找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怎么结束通话的，我不知道。脑子嗡嗡作响，完全听不进去任何声音了。寝室里当时没有人，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没有去开灯。夜色无声无息地侵袭过来，唯有座机按键下面浮出一小块一小块绿色的光斑。电话那头只有“嘟嘟嘟”的声响，我放下话筒，转身把自己关在宿舍的卫生间里。

对面宿舍楼，纷纷亮起了灯，那些大一大二的男生们，在各自的宿舍忙活，有的洗衣服，有的看书，有的弹吉他，他们暂时还不用尝到这种滋味，可以无忧无虑地打发时间。而在我这里，时间如沉重的铅块，怎么也推不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是笔试，还是面试，还是因为大伯？没有人能给我确切答案。只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本来以为平坦光明的人生路，此刻又一次晦暗了。

不知过了多久，宿舍里渐渐有了人，灯也打开了，光的白爪子一下子把夜色撕碎。我从卫生间出来，跟回来的室友文竹打招呼。室友没有发现我的异样，跟我说起他今天去网吧遇到的事情，我装作颇有兴趣地问他这个那个，心情也渐渐平复了下来。文竹又说起我们同宿舍的强子，他昨天已经回到了老家，他老爸已经打通了关系，让他在县里的高中教书；而另外一位室友李松，去了深圳姐姐家，听说那里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班上的吴玲，去了上海，听说已经过了面试，月薪有三千……

“三千呐！”文竹突然站起来大声感叹：“我现在连三百的工作要我，我都去！”他说起今天找工作的路上碰到一家宾馆在招保洁，他跑去问了一下，宾馆的人说：“我们不要大学生，只要下岗工人！”文竹转述这句时，我忍不住笑起来，文竹讪讪地坐下：“你当然可以笑啦，反正马上要去报社当记者了。我啊，哎，简直是前途茫茫啊！”

过了几天，文竹兴冲冲跑回来告诉我一个消息，省里有一些县市的教育局派人来学校招支教老师：“这也是一次好的机会，去那里支教几年，表现好的还能留下来，还能有编制，这就跟找工作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了一堆材料，到了当天，去到学校的体育馆，简直跟我在武汉看到的招聘会一样，人头攒动。那些离大城市近的县市最受青睐，而处于偏远山区的摊位则无人问津。我先选了一个没有人去的摊位，一看那地方是在大山里的，负责面试的老师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转笔玩。见我走过去，他身子坐直，打量了我一番：“你是……”

我把简历递过去，他一看，接都没接：“我们不招二级学院的。”我尴尬地愣在那里：“怎么在自己学校都遇到这种事情？！”火一下上来了，我把简历收回，赌气一般地喊道：“你会后悔的！”说完扭头走开。我又去了其他摊位，碰到的都是相同的情况——他们不要二级学院的。

远远地看到文竹，他垂着头靠在墙上。我走过去时，见他眼眶红红。我问他：“你还好吧？”文竹吸了一下鼻子：“没事儿，我再试试其他几家。”

紧接着来的是本校招聘会，从市里来的各家企业在校园广场上迎接上成千上万本校的、外校的应届生，每一家桌子上都是高高的一摞简历。有些简历被风吹起，洒落在地上，被无数人踩踏。不过这次值得庆幸的是，终于有企业愿意接我的简历了。

只要是跟文字工作沾边的，我都投了一份。我希望能做编辑和记者，如果能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该多好啊。但我知道我进不了，我的学历太差了，更何况我很可能拿不到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我打电话问过辅导员能不能先把证件给我，回头我把学费补缴齐。辅导员说这个没有办法：“除非你找哪位老师写个以他的名义给你写个担保书，承诺你什么时候能交齐学费，在此之前，证件是可以给你的。不过你要想清楚，你到时候要是没有交齐，做担保的老师是要负责任的。”我想了想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我敢开口的，毕竟我为什么要把别人拖进我的麻烦里呢？

这条路走不通，辅导员让我去找二级学院的领导。领导听完我的话后说：“两万块钱也不多啊，你让你爸妈去借借看嘛，你工作一两年就能挣回来的。”我又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领导有些不耐烦地回：“这个你跟我说没有用的。你只要学费交齐了，证件就会给你的。其他话就不用多讲了。”

我还要说什么，他已经挂了电话。我当时站在宿舍三楼的走廊尽头，拿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诺基亚手机，不争气地哭了起来。他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按规章办事。我能怨恨他们什么呢？我恨我执意要上学费这么高的学校。我恨我把家里拖入这样入不敷出的境地。我恨我成绩差考不了好的学校。我恨我现在跟个脓包一样站在这里哭个不停。

就在我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给了我：市里有一家广告公司，让我过去面试。我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小宇他们，举子把西装借给了我，老杨正好有一根领带，借给我后又帮我系好。笔试后又面试，见完人事经理后又见部门经理，最后见了总经理。等了两天，公司那边通知我通过面试了，月薪六百块，中午提供一顿午餐，下周一来上班。

我兴奋得想要跳起来，走在大街上，看阳光泼溅在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白云一朵一朵，走起路来像是踩在弹簧上，下一步可以飞到天上去。晚上我把消息告诉了家人，说起了六百月薪，父亲在电话那头苦笑了一声：“我打一个月工，也能挣个一千块钱……”

母亲这时抢过电话：“要得要得，万事总有第一步，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好干，多听领导的话。”我连说好，连父亲的苦笑我也不放在心上。毕竟我终于有了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

考研的成绩出来了，小宇没有考上，她准备回老家当老师；举子被某县的教育局选中，等毕业后就去那里支教；老杨应聘上市里某中学的老师职位，一个月也是六百块……那半年时间，大家像是在狂风中的小鸟，历经种种或大或小的挫折，总算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路。

很快毕业典礼来了，每一个毕业生上台去是接受学校领导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也上了台。下台后，我打开红色的硬壳，里面空空如也。紧接着是最后一次散伙饭，我们这一班同学，聚在学校西门的学子餐厅，开始大家有说有笑，说着各自的求职经历，又调侃起考上公务员的同学未来当了大官一定要多帮衬，吃到尾声，大家都喝醉了，女生们抱在一起痛哭，男生们默然地坐在那里吸烟。班长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同学一场，以后大家要各种珍重。”还没说完，也哽咽了起来。

吃完散伙饭的第二天，同学们都要纷纷离校了。我因为在本市，所以还可以多待几天。送走举子，又送走小宇；送完老杨，又送走我的室友。行李箱在水泥上拖着，滚轮发出轰轰声。看着他们上了公交车，与他们挥手，直到车子消失在远处。

我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他们，回到校园，看着我们曾经一起坐过聊天的草地、一起跑步的操场、一起自习的教室，心里空落落的。再过几天，我也要搬到公司附近的租房里去了。那时候，我只能一个人走。

下课铃响了，从教学楼涌出一波又一波学生，他们像是海浪一般把我淹没在其中。我对他们忽然产生了羡慕之情。青春真好啊，一切都轻盈如燕。而我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怎样，我送走的那些人也都不知道。

我们新的人生，在这一刻已然开始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邓安庆（ID：denganqing1984）